近日，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救护车采购事件持续引发关注，其供应商被曝疑似“空壳公司”，并引发价格虚高质疑。
8月24日，供应商回应称“救护车不算医疗器械，企业只要汽车销售资质即可”，韩红基金会则表示从未违规采购，将配合调查。目前，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已对该公司立案调查。
对于救护车的经营资质问题，国家药监局2022年曾复函明确“救护车不按照医疗器械管理，吸痰器、除颤仪、呼吸机按照医疗器械管理。”救护车到底是一辆“车”，还是一套“移动的医疗设备”？其生产、销售、使用环节应如何监管？
针对这些问题，央视网《锋面》栏目对国家卫健委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武秀昆进行了专访。
央视网《锋面》：供应商称“救护车不算医疗器械，卖车只需汽车销售资质”。从急救专业角度看，您如何理解救护车的法律属性？它本质上是一辆“车”，还是一套“移动的医疗设备”？
武秀昆：我认为它既不是单纯的车，也不仅仅是移动的医疗设备。确切地讲，救护车兼具交通工具与医疗工作平台双重属性，本质是一个“移动急救单元”。
很明显，救护车不能作为普通的车来看待。它在执行任务时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能闯红灯、能走逆行，只要不引发安全问题就不被追究。这是由它的使用性质所决定的。
一个完整的救护车应该具备三点：第一，必须有一个平台或载体，就是车本身；第二，上面必须要有医疗设备，包括车载医疗设备、抢救器材和药品；第三，必须有相应的医务人员。这三者构成了一个具有抢救功能的急救车辆。
即便最简陋的救护车，也至少配有担架和氧气，这两者均属医疗器械范畴；再加上红十字或生命之星标识，以及警灯、警报器，才构成救护车的完整定义。所以我认为，救护车至少具有双重属性，不能简单把它定义为一辆车。
央视网《锋面》：国家药监局2022年复函明确“救护车不按照医疗器械管理”，但同时指出车上配备的吸痰器、除颤仪、呼吸机等按医疗器械管理。您认为这个界定在实际操作中是否清晰？
武秀昆：我个人认为不全面。应该加一个前提——如果是救护车的“裸车”，可以不按医疗器械管理。但实际中，销售救护车时几乎没有“裸车”，最起码也配个担架和氧气瓶。有些供应商为了降低成本，和医疗器械商形成长期供应关系，批量采购低价设备配在车上。“救护车不按医疗器械管理”，前提必须是“裸车”。
如果这辆车身上已经有了标识，安了警灯警报器，里面还装了医疗设备，就不能简单地说它不算医疗器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
央视网《锋面》：据您了解，一辆合规的救护车从生产到投入使用，需要经过哪些资质审核和审批环节？
武秀昆：救护车属于“变形车”，由主机厂生产通用底盘（基型车），再交改装厂完成救护功能改装。无论主机厂还是改装厂，产品都必须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才能合法地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和上牌，否则无法上牌，也无法办理交强险。上牌和交强险是刚性约束，能有效遏制不合格车辆流入市场。
央视网《锋面》：您曾参与《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的起草。目前对救护车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是如何进行质量管控的？制度设计是否有改进空间？
武秀昆：目前《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尚未涉及救护车的生产和销售环节，对使用环节有相关要求。比如，非急救不拉警报、夜间限鸣笛、严禁120从事非急救转运等具体管理要求。生产、销售、使用环节主体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据我了解，生产环节的监管是比较健全的，问题主要出在销售环节。目前有主机厂直销、改装厂销售，也有既不生产也不改装、仅转手加价销售的中间公司。这些公司销售的车辆配置差异很大，有的只是裸车加担架、氧气瓶，有的则配备了监护仪、呼吸机等医疗设备，但现行制度对销售主体缺乏针对性的准入和分类管理。
法律健全有个过程，但更大问题在执法，制度落地需要加强。我认为应当考虑建立救护车供应商的专门准入制度或资质认证体系，让真正具备专业能力、了解救护车特殊性的企业来从事这个行业。
央视网《锋面》：您觉得这次事件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武秀昆：做慈善，这件事本身是好事，值得肯定。我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调研的时候，至少在两个乡镇卫生院看到了韩红基金会捐助的救护车和医疗设备。
但做事需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就拿救护车来讲，平原地区使用救护车和高海拔地区使用救护车是不一样的。在高原，车辆的动力性能、供氧系统、医疗设备的适配性都有特殊要求，不能用平原的标准去套高原的需求。
我希望这件事能起到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把好事办好。怎么把好事做得更好、更规范，让捐赠的救护车真正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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